中国医生，是勇士，也是普通人。
他们也是普通人，会受制于医疗的局限性和生命的规律。他们也会害怕，怕束手无策，怕辜负病人。他们在绝望中争取希望，在成就感与挫败感的自我交战中学会冷静。“行医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但无论怎样，治愈病人，是他们唯一的职业信念。
深夜12点，朱良付终于走下手术台，但等待他的还有16台造影手术。
身为医生，朱良付常嘱咐病人“正常作息”，但他自己却没法做到。
医院脑卒中绿色通道的发起者、组长，朱良付须24小时待命。
人到中年，他也会担心，“工作量大、作息不规律，自己哪天会突然死掉”；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死，“家庭责任没尽到，医疗责任也没尽到。国家花了25年，才培养出我这样一个主任医师，如果我死了，就是浪费资源”。
朱良付医生每天写日记，反思自己，他更像是一个入世的行者。
和朱良付一样几乎全年无休的，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。
对于这位“心脏上的拆弹专家”，一台5个小时的手术是家常便饭，有时他从早上8点进手术室，一直站到凌晨1点，共17个小时。
王东进说，“心脏外科（医生）得是身体最好的人，身体不好、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”。
话虽如此，但长时间站立让他的颈椎病以及小腿静脉曲张越发严重，手术前，他必须穿上弹力袜，有时还得戴上颈托。
王东进忙于手术时，和他同院的急诊科主任王*也在马不停蹄地工作。
急诊科是突发情况的集中地，生与死、是与非、进与退，在这里交织。而急诊科主任是这些矛盾的漩涡中心。
王东进医生在繁重的工作中难得休息。
一天，一位从两米高处摔落的97岁老人被送到急诊科，来的时候已经没了心跳，加之年迈、体质较差，王*判定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但他依旧要求医护人员继续进行胸部按压，而自己则不停和家属解释病情。“有时我们明知道不可能，但目前这种医患关系，还是要做出一些努力，家属心里也有些安慰。”王*说。
朱良付、王东进、王*，他们工作、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纪录片《中国医生》的镜头跟踪、捕捉。
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，1月27日，《中国医生》低调上线。该片聚焦国内6医院（医院、医院、西交大一附院、医院、中国医院、医院）来自急诊科、肿瘤科、麻醉科、妇产科、手术室、ICU等几十位医生，用克制、冷静、理性的镜头展示了他们在救死扶伤道路上的悲欢离合。
《中国医生》，又名《医心》。
刻意渲染患者的悲惨，某种程度只是在消费苦难
《中国医生》从策划、拍摄到完成，历经两年时间。总导演张建珍看了成片不下20遍，每次看都会被打动，“这种感动源自医生真实的话语和行为”。
而这些言行，如果没有摄像机，往往会被我们忽略。因为它们既不波澜壮阔，也不悬念迭起，反而太过细碎寻常。
就像有“江淮名医”之称的中国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孙敬武，他会用半个小时和小病患的母亲一点点解释何为人工耳蜗植入。
而当这场繁复精微的手术顺利结束，这位被拍摄团队称作“老*牛”的医生马上投入下一场手术，水都没顾上喝一口。
就像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虞竹溪，她天性乐天开朗。因为生产导致肝脏破裂、一直戴着呼吸机的产妇沙媛最喜欢用写字的方式和虞竹溪交流，一沓A4纸被她写得密密麻麻。
在沙媛心里，虞医生就是她的小太阳。当沙媛终于摘掉呼吸机，她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跟虞医生说，谢谢她！”
虞医生一直支持着患者渡过难关。
还有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潘红英，守护肝癌病人辛月芳整整10年。
10年间，潘红英工作调动到哪儿，辛月芳就跟到哪儿。辛月芳一次次发病，潘红英一次次把她从死神那里拉回来，并且想尽办法为她开疗效好又能报销的药，为她的病情殚精竭虑。
也许，这种种细碎与寻常背后，正是让人动容的医者仁心。
而拍摄医生，是张建珍的一个心结。
年，由于父母先后被诊断为肿瘤晚期，张建珍几乎医院。
每天早晨，她都盼着8点的查房，“那是漫长的等待，因为你没有任何解决办法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医生。看到他们，你在心理上会得到某种慰藉”。
父母的患病、离世，让张建珍真切感受到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是彼此依靠。年，她制作了一档医疗题材真人秀节目《因为是医生》，母亲当年的一位住院医师就出现在节目中。
十多年来，张建珍一直想呈现医患之间的“温情与良善”，这也是《中国医生》的基调。
“我们想让大家多维度了解医生，至少知道他们不是我们在门诊接触时那短短几分钟的样子，知道他们背后的职业追求，知道他们给病人医病时的心理状态，知道他们始终会将救治病人作为职业的最高目标……”张建珍觉得，了解之后才能理解，有了理解才能建立信任。
但《中国医生》不会刻意赞美。张建珍记得，那条“护士怀孕9个月，仍在抗疫一线”的报道让不少朋友圈中的医生愤慨不已，“这种报道既不讲科学，也不讲人性”。
《中国医生》对于总导演来说，是意义非凡的作品。/
张建珍BNU《中国医生》不赞美、歌颂，也不会刻意渲染冲突。“毕竟冲突是少数的，而且各种关于伤医事件的报道已经够多了。大家在互联网上义愤填膺，可是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；非但没解决，还让有些人以为只要自己不爽，医院发泄，这对缓解本就脆弱的医患关系毫无益处。”
张建珍还有一重身份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，多年的学术经验让她发现，大概十年前，媒体在报道医疗纠纷时，往往带有强烈立场，“认为患者相对医生是弱者，因而刻意渲染患者的悲惨，勾起大众对弱者的同情”。
但张建珍觉得，一些既没有搞清事实又无法提出解决之道的报道，某种程度上只是在消费苦难。
理解对生命的抉择，是医生成长的第一步
张建珍和团队不想消费苦难，他们追求的是用真实的镜头语言记录一个个有温度、有感情、有矛盾、有希望的医患故事。
《中国医生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“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研究”的成果之一。在所长唐绪*看来，建设性新闻的特点就是积极与参与。
“所谓‘积极’，是给人向上向善的信念和力量，即便是揭露问题，出发点也是为了解决问题；所谓‘参与’，指媒体和记者不再置身事外，而是作为社会成员之一，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。”唐绪*觉得，这一理念体现在《中国医生》上，“就是真实地还原了医生到底是怎样的人”。
年8月，张建珍带领拍摄团队到6家医院调研。“医院拍摄三四名医生，但我们希望院方可以至少推荐30名医生，也就是拍摄数量的10倍。”
调研阶段，团队走访了近名医生。几乎每一位医生，张建珍都会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。
用最普通的方式，记录下他们最不平凡的生活。
她会问医生三个问题：“为什么选择做医生？有没有后悔？会不会让子女做医生？”张建珍觉得，这三个问题，可以让她和团队快速了解医生的内心，“确实有人不想让子女做医生。因为那是一个没有私人时间、私人生活的职业，工作环境又不安全”。
但张建珍发现，仍有不少医生，特别是优秀医生，“觉得做医生非常有成就感”。
虽然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，但拍摄团队没有刻意回避任何想法，“我们就是想呈现一个群体的不同面向”。基于这种思路，《中国医生》选择了不同年资、不同科室、不同岗位的医生作为个案。
分集导演张征负责医院的具体拍摄。最初他锁定王东进等国内外知名专家，随着接触加深，张征不免琢磨：这些业界大咖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？
这时，他遇到了烧伤整形科住院医生徐晔。
徐晔正在和病人家属沟通病情。
那时的徐晔刚刚工作不久。张征与他第一次见面时，徐晔面露疲惫，他说自己的科室正在合力抢救一位被工厂钢水点燃、烧伤面积95%以上的重度烧伤患者，这也是他从医以来参与抢救的第一位重度烧伤患者。因经济原因，家属想放弃。
通过和徐晔的交谈，张征感到他内心的挣扎和矛盾。“他在从医之前学到的是如何用医术救人，但人世间是复杂的，医生的职业要求和人心的复杂撕扯着这个年轻医生。”张征当即决定，把处在矛盾旋涡中的徐晔作为拍摄对象。
最终，徐晔没能留住这位病人。由于家属选择放弃治疗，病人在出院后不久离世。
《中国医生》中记录的，是徐晔和另一位重度烧伤患者老刘的故事。59岁的老刘因煤气爆燃，全身烧伤面积同样高达95%。
每天，徐晔要给老刘进行一次长达两小时的“酷刑”——换药，他要把老刘的伤口打开，上药，再包好。
他用言语安抚老刘，就像安抚一个孩子，因为他知道，整个过程无比痛苦，接近“不可忍受”。
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
老刘没有医保，将近百万元的治疗费用，老刘的儿子说，“只能走一步算一步”。最终，老刘的儿子还是放弃了，老刘被强行出院。
站在空荡荡的病床前，徐晔沉默良久，他想起烧伤科前辈说的一句话——“有可能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，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。”
但徐晔也会反问自己，什么才算“把病人治好”，“是通过治疗让病人可以出院，但日后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，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；还是应该尊重患者家属的选择，因为他们也是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”。
在张建珍看来，每个医生都会经历徐晔这样的“成长困惑”，而年轻医生正是在迈过一道道心理关卡后才逐步成熟。
“就像那些大医身上都有非常从容的气质，因为他们早已看淡人间浮沉。学会理解并接受病人和家属对生命的抉择，是作为医生成长的第一步。”
徐晔有时觉得，医生不是冷酷，而是锤炼之后变得冷静。
而这种似乎不近人情的冷静，或许也是医生最大的温情。“在医院这个最接近生与死的地方，他们必须理智地分析每一个生命的可能。这样我们才不会困于起死回生的幻想，才能给予生命最大的尊重。”张建珍说。
“救人救国救世，医病医身医心。”
在针对疾病的战役中，医患双方共同的敌人，是疾病本身
接受生命的易逝，也是医生成长道路上必须跨越的鸿沟。
张征记得，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魏嘉和他讲，前辈告诉她不要和病人成为朋友，尤其是她所在的肿瘤科，“因为你无法承受朋友在你手上离去”。
中国科学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就体会过这样的切肤之痛——24年前，她没能从死神手中救下自己的同窗好友。
然而，让孙自敏痛苦的不止于此，她和拍摄团队提到：“年，我们做了全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顾性分析，发现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人就剩一个。最后那个病人也不在了，全*覆没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15年，等于白干了，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。”
“她一度觉得自己这个血液科医生干不下去了。”张建珍记得，孙自敏和她讲，自己晚上睡觉，梦里病人都会死死拉着她的手。
“这个职业很特殊，每个医生都曾因病患的死亡经历过良心拷问。对这个职业而言，巨大的成就感与挫败感永远并存。”在张建珍看来，那种挫败感一方面源于医学的局限，一方面源于人人都可能出现的抉择失误，“但这种失误的代价太大，很可能是生死一线”。
然而悲伤与自我怀疑并没有让孙自敏一蹶不振。0年，孙自敏成功完成了国内第一例脐带血移植手术，此后，她带领团队给了一个又一个病患生的希望。
有时候支撑医生坚持下去的，就是成就感。
《中国医生》记录了孙自敏和病患沟通的一个场景。在给一名10岁的血液病患者进行治疗前，孙自敏这样说：“我们医护人员和家属、病人三方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目的是一样的，只是分工不同。就像我们打突围战，能不能冲出去，你（患者）是战士，我们是制定方案的人，你爸爸妈妈是准备粮草弹药的人，最后成功肯定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，但关键的人是你。”
孙自敏的这段话，说出了很多医生的心声：在针对疾病的战役中，医患双方共同的敌人，是疾病本身。
然而，现实生活中朱良付遇到的却是要把他“撕成碎片”的病人。
说这话的老人，认为朱良付把自己的丈夫医死了，然而她一边骂人一边说：“我最近血压高了，你给我看看。”朱良付明白，老人其实明白他是个好医生。“但这并不耽误她投诉我。”
大概正是因为医患关系紧张，所以片中才有这么一幕：一次急救手术前，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，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。
“医生不是万能的上帝，但人文是有温度的。”
在张建珍看来，医患冲突的发生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普通人对医生有过高期望，“这种期望甚至超过医学所能达到的，大家不愿认可医学的局限性，当过高的期望落空，就会产生矛盾”。
另外，中国医生就诊压力大，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，“我们中国人看病还有一个观念——医院的医生才是医生”，医院医生接诊人数过多。
就像片中出现的医院骨科主任邱勇，一次门诊同时开6个诊室，每个诊室由医学生或助理先期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，邱勇本人则在6个诊室巡回问诊。
张建珍记得，拍摄时有病人直接甩出一句“挂了两个月号，看了30秒”。“但他（邱勇）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快速解决问题，才能给更多人看病。”
董长宪医生谈到患者时落泪。
也许有些矛盾不能在短期内解决，但光芒万丈的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不能遮蔽医生本身的生存困境，相对事迹歌颂以及伤医事件发生时那些稍纵即逝的痛惜情绪，医生们更需要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。
张建珍觉得，医院都应当加强安保力量，保护医护安全。“尤其是儿科、急诊科，这些医患矛盾最突出的地方。”
在医院拍摄时，团队发现院内有多名保安，“医院巡逻，每个病区护士台下都有一键报警按纽。这对于伤医者会形成一种震慑”。
“你有没有把病人当成你自己的亲爹，这才是衡量的标准”摄制团队有时也会和医生们聊到医患话题。“他们其实最希望的，是病人能更信任自己。”在张建珍看来，某种程度上，正是病患的信任，让医生义无反顾、甘愿冒险。
“对于一个生命的救治，在没有最好的办法的情况下，就需要放手一搏。有些抉择背后存在极大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医生怎么选择？如果病患和医生关系敌对，医生往往不敢冒险。万一结果不好，他会面临投诉等问题。”
摄医院尹万红医生，由于拍摄素材不充分，没有出现在剪辑好的成片中。
张建珍本打算让团队去补拍一些细节，但尹万红回了一条